理论创新作为人类发现真理的一项主要认知实践涉及诸多因素。其中除了文化底蕴、知识背景、学术环境、研究传统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外，还有研究者本人的智慧、创造力，以及思想、信念、激情、意志、批判意识和冒险精神等各种品性。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足为道，关键还是取决于人的思维方式。原创性理论凤毛麟角，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传统中，一种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顽固守旧的经验主义始终束缚着人的思想，耗费着人的智慧，堵塞着人的思维，障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特别是应试教育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培养的人才往往都缺乏驰骋天宇、自由翱翔的想象，纵横捭阖、精深幽邃的沉思，以及不拘一格、无约无束的创新意识。而人类认知史、文化史却早已证明凡重大理论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都离不开方法创新和思维革命。从古代的原子论、整体论到近代的归纳论、演绎论，直到20世纪流行的直觉论、否证论、试错法、虚构论、建构论、反归纳论、多元方法论、发散式思维、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人类精神经历了一系列的飞跃与变革。正是这些思维革命打破人类认知活动中那些僵死陈旧的研究传统，推动人类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比如，正是弗兰西斯?培根发明的科学实验催生了近代科学；正是牛顿对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实现了科学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正是康德的“三批判理论”，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正是马克思对腐朽的普鲁士制度和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叔本华对黑格尔绝对理性的背离，滋生了现代人本主义；正是海德格尔对久被遗忘的本原性存在和在世之人的追寻，产生了迄今仍如日中天的存在主义。在这里，每一项理论的问世都与一定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此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要想振翅高飞，获得重大理论突破，除了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关键是要加速提升人的发明创造能力，转变陈旧的研究理念，关注当代发生的各种非理性思维、后现代思维，以及形形色色的方法论革命。 首先，关于直觉的创新价值。早在近代之初，笛卡尔就从理性角度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到了19世纪，叔本华主要突出了人的“自我反省、自我体验和神秘直觉的作用”；胡塞尔主要突出了“本质直观的作用”；而柏格森则认为人类要想认识宇宙的本质，只能依赖于一种非理性的自我内省和突然实现的直觉过程。与此同时，法国数学家彭加勒也充分肯定直觉在科学创新中的作用。他说，逻辑主要用于论证，直觉则主要用于发明。没有直觉，一个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只是按语法写诗，却毫无思想。由此，在反对经验证实原则的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科学史上，凡重大的科学理论都不是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直觉和自由遐想。这种情况恰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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